根据全球综合数据资料库Statista的数据，2030年，全球二手服装市场的价值预计将达到840亿美元。在今天的肯尼亚，从“全球北方”进口的二手服装关系到200万人的营生，是产生巨额税收的庞大行业。与此同时，每年数亿件倾销而来的旧衣，也给肯尼亚带来不容忽视的环境污染，提示着发展滞后的非洲大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进退两难的弱势地位。

“一包二手衣服，四拨人受益“

吉空巴市场（Gikomba Market）繁忙的一天是从凌晨开始的——天蒙蒙亮时，一辆辆载货卡车抵达市场；来自肯尼亚各地的商贩乘坐过夜大巴抵达首都，马不停蹄地加入市场的人群。货柜开仓，批发商将“米通巴”一个接一个丢到地上，供商贩们现场选购。

“米通巴”（Mitumba）在斯瓦希里语里义为“一捆”，最初指富裕国家捐赠的、捆好的塑料袋装旧衣服包，如今通常指其中的二手服装、家居用品和鞋子。

吉空巴市场是肯尼亚乃至东非最大的二手服装集散中心。27岁的肯尼亚人乔布·基乔比（Job Gichobih）就是这个市场上的活跃分子。他的社交媒体主页有4900多个好友，自诩为“东非和中非最大、最值得信赖的‘米通巴’贸易商”。乔布通过电话告诉我，他2015年入行，有时直接从中国、加拿大和英国的贸易公司拿货，有时也从其他进口商处采购，平均每月要处理3～4个货柜，每个货柜有200～300个“米通巴”。若服装质量好，一个货柜能给他带来20万～30万肯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10100～15150元）的利润。

来自肯尼亚中部农村的姆瓦斯·马苏迪（Mwass Masudi）是被乔布带进二手服装行业的下家之一。姆瓦斯今年24岁，还没有财力做进口生意，因此在市场做一名中间商（broker）。

姆瓦斯每天清晨5点半来到吉空巴市场，6点前就能摸清哪里有新来的货柜。白天，他在市场里招揽客户，带他们去熟识的货柜处拿货，自己在批发价之上赚一些差价，每个“米通巴”能让他赚到500～1000肯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25～50元）。商贩选中“米通巴”后，会现场拆包，检查服装品类和质量，挑出其中适合二次售卖的衣服，带回自己的店铺用以零售。

在“脸书”上一个超过10万名成员的二手衣服贸易商小组里，我遇到了零售商伯纳德·穆图阿（Benard Mutua）。2014年的夏天，正在读高二的伯纳德为了给自己凑学费，入手了第一个“米通巴”。2017年，他在内罗毕CBD租下一家小店，展示一些男士T恤、女士裙子、裤装和毛绒玩具。如今伯纳德手下雇了3个人，每天都能卖出至少10个“米通巴”的衣服，利润能有2万先令（约合人民币1010元）。“要知道，肯尼亚警察的月薪也就这些钱。”他骄傲地说。

吉空巴的“米通巴”被拆包后，二手衣物流向肯尼亚的各个市场和商铺。托伊市场（Toi Market）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内罗毕第二大露天市场，毗邻非洲最大的城市贫民窟基贝拉（Kibera Slum）。事实上，除了附近贫民窟的居民，许多内罗毕普通市民也常来此购物。在内罗毕正规商场的柜台，一条品牌运动短裤要卖六七千先令（约合人民币300～350元），但在托伊市场的旧货摊上，350先令（约合人民币18元）就能买一条二手的。过程仿佛“寻宝”，每件衣服款式独一无二，有些像新的一样。

“一包旧衣服，进口商、我、零售商和买衣服的消费者，一共有四拨人能受益。”谈起这份营生，姆瓦斯的语气满是赞许。他对二手衣服的“致富神话”深信不疑：“我认识一个人，就是从中间商做起，现在买了车和房，有了自己的店铺和货柜，能自己做进口贸易。只要你有头脑，就能从无到有创造财富。”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米通巴”，“如何开启米通巴生意”“我如何从某行业进入米通巴贸易”等条目，都会出现在显眼位置。这意味着还有不少肯尼亚人都在争先恐后进入二手服装行业。伯纳德说，和我通话的当天早上就有三个人来向他请教如何销售“米通巴”，类似的对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二手衣服进口国之一，肯尼亚二手服装进口额从2005年到2021年增加了约5倍，从2700万美元（约2亿元人民币）到1.72亿美元（约12.54亿元人民币）。2021年，有超过9亿件二手衣服进入肯尼亚市场，平摊到每个国民身上就有17件之多。肯尼亚统计部的一份报告则显示，2021年肯尼亚二手衣行业雇佣了约200万人，约占该国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除了直接经手服装的贸易商，还包括港口、运输、保险、裁改、清洗等围绕二手衣物提供服务的人员，以及回收再利用等领域的就业者。此外，二手衣还为肯尼亚政府创造了158.5亿先令（约合7.93亿元人民币）的税收。

硬币的B面

但影响力如此巨大的行业，近年来却成为争议话题。2022年的肯尼亚大选前，反对党总统候选人拉伊拉·奥丁加（Raila Odinga）在竞选集会上称二手衣是“死人穿的衣服”，还说二手衣挤压了所有产业。网上流传起谣言，称奥丁加当选后会为了市容市貌，禁止“肮脏的米通巴生意”。

奥丁加的言论很快遭到驳斥。媒体和政界纷纷警告说，取缔二手衣物意味着“经济自杀”。奥丁加随后澄清说，自己从未说过要禁止二手衣，他的真实意图是要重振纺织行业，打造从种棉花、纺纱到成衣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让商贩们优先售卖本国生产的服装。

从经济史角度看，纺织业通常是工业化之路的起点——一个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发展，积累一定物质和人力资本后，逐步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从“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到“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内地都是如此。

在肯尼亚现政府提出的“20by30”愿景中，到2030年，该国制造业要从目前的GDP占比7.2%扩张到20%，具备和中国、印度、韩国的制造业竞争的实力。雄心面对的是事实：据服装行业网站Apparel Resources的报道，肯尼亚共有170家大中型服装企业和7.4万家小微企业受到二手衣消费习惯的冲击。2008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经济学教授加斯·弗雷泽（Garth Frazer）提出的一项经济模型显示，二手衣进口对非洲1981～2000年间纺织品产量的下降负有39%的责任，并导致纺织业就业下降50%。

肯尼亚曾经有着东非最大的纺织和制衣工业。肯尼亚于1963年建国后实行进口替代政策（ISI），并将纺织业视为制造业的核心之一。那个时期，肯尼亚对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即变相禁止进口。

肯雅塔大学应用经济系高级讲师雅各布·奥莫罗（Jacob Omolo）向本刊回忆，1979～1984年间，读中学的他放学后常被派去父母所在的棉田里采棉花、帮父母算账。当时肯尼亚的棉农、轧棉厂和纺织品制造商都通过政府运营的合作机制联系在一起：棉花种子由政府提供，种植办法有农业官员来教，纺纱厂由政府经营，生产出的产品会被官方收购。在政府主导下，肯尼亚的纺织厂数量从1963年的6家，到1983年增加到52家。上世纪80年代也是肯尼亚纺织业最繁荣的时期，它雇佣的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占比30%，为20万个家庭提供生计。

那时候并不是没有二手服装。奥莫罗来自肯尼亚西部的霍马贝县，这里有着漫长的维多利亚湖岸线。大湖位于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处，渡轮在水域穿梭，为各国运送乘客和货物。奥莫罗小时候听过不少走私二手衣的传说，“有时听说一艘船停在湖边，上面满载着二手衣。但因为有禁令，我们都知道（衣服）很难拿到市面上去卖”。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肯尼亚也不例外。雪上加霜的是，1983～1984年肯尼亚因干旱引发粮食危机。为了争取国际援助，肯尼亚从80年代起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了结构性调整贷款，条件是肯尼亚进行政府改革、实施自由贸易和自由利率制度，以及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等。

奥莫罗分析说，随着自由化改革的推进，肯尼亚从1986年开始政府架构调整，农业部门的技术人员缩编，棉花种植中的管理不善现象越来越多：“政府不再提供高质量的棉花种子；棉花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政府收购价却不断走低；棉农低价供应的产品，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回款；中间商不断压榨棉农的利润……渐渐地，人们就不愿再种棉花了。”

传统的生产合作机制失效，导致肯尼亚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纺织工业所需的棉花，不得不从外国进口。加上能源价格和道路运输成本高企，种种因素都拉高了“肯尼亚制造”的服装价格。而从90年代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大量转移到中国，“世界工厂”出口的低价产品也让肯尼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肯尼亚经济连续数年负增长，到1993年，该国人均GDP仅有270美元，比前一年减少32%。1993年起，肯尼亚经济全面自由化，放弃了进口替代与贸易保护政策，大量价低质优的二手服装进入肯尼亚。

内罗毕大学发展学教授多罗西·麦考密克（Dorothy McCormick）等人研究了肯尼亚中小纺织企业发展的阻碍。她们发现，1997年的时候，居民收入下降以及市面上二手衣的“入侵”已经让人们没有动力购买新衣服，需求减弱导致中小纺织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企业难以再投资。

奥莫罗家乡的轧棉厂，因为长期荒废，机器已经损坏。肯尼亚进口替代时期扶持起来的东非传统蜡染布制造业也在历史潮流中彻底崩溃。2004年，肯尼亚政府、制造业协会和设计师社群发起轰轰烈烈的“买肯尼亚衣服、穿肯尼亚衣服”的时装运动，还举办了民族服装选择大赛，最后因肯尼亚民族众多、难以抉择出代表而作罢，有媒体不乏讽刺地说：“肯尼亚有‘民族服装’，那就是‘米通巴’。”

今天，肯尼亚的纺织企业大多位于出口工业园。2000年，美国推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为符合美国条件的非洲国家提供7000多种产品免税输美的优惠待遇。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开始大量设立出口工业区（EPZ）。

肯尼亚工业和企业发展部数据显示，协议实施的前15年，肯尼亚对美服装出口额翻了约40倍。在此期间，肯尼亚为吸引外资推出了多种免税政策，许多中国和印度投资者为了打开美国市场，纷纷前往肯尼亚设厂。截至2023年，肯尼亚已连续5年平均每年向美国出口4.2亿美元（约合30.62亿元人民币）的服装。

换言之，肯尼亚在AGOA框架下建立起了针对美国市场的纺织服装业。但这种贸易的代价很“昂贵”——前述报告指出，出口工业园依赖国家财政建立，产能和规模也无法弥补国家失去的工业化进程，还在免税政策下流失大量出口关税。

AGOA框架也成了美国二手服装进入肯尼亚的通行证。美国杜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麻博洋常年研究跨国二手服装贸易网络。他通过电话告诉我，2015年，东非共同体（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简称“EAC”）六国曾一致宣布从2019年起向美国二手服装征收高关税。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威胁说，该决定违反自由贸易精神，因此要将EAC六国从AGOA中剔除。

面对AGOA的利益捆绑，六国中只有卢旺达坚持“对峙”，代价是卢旺达对美出口的服装关税从零增加到30%。而肯尼亚等国只能放弃主张，继续进口美国二手服装。

作为劳动经济学家，奥莫罗不否认二手衣在不断流通和创造就业中形成的价值，但它没法给肯尼亚创汇，“如果工业不能蓬勃发展，我们的外汇就会流向别国”。肯尼亚制造业协会（KAM）认为，一条完善的“从棉花到时装”的价值链能够雇佣该国10%的人口，能极大地缓解青年失业率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2022年该数字超过13%）；纺织服装业还能促进更多女性的就业。

链条的末端

今天的世界，围绕二手衣服，形成了从发达国家到非洲、东欧、拉美、中东和亚洲的大规模产业链。中国在2021年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手服装出口国，占全球二手衣来源的17%。

山东曲阜人王金成早年在北京做废品回收工作，2008年时在朋友介绍下接触了旧衣回收。他通过电话告诉我，他出口的二手衣物主要来自垃圾回收站，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其中东南亚的集散地在泰国，非洲的集散地在肯尼亚。

王金成说，通过废品回收员—回收站—分拣工厂—出口工厂的链条，只要对商品和行业有正确的认知，每个环节都有盈利空间。10年前一条货柜（28吨二手衣），利润能达到15万元。他也通过出口二手衣服赚得了自己的房、车，还在山东、浙江等地设了厂。

在中国、美国、英国的分拣厂，旧衣被细分后，被液压机压缩成裹着塑料膜的长方体“米通巴”，历经两三个月的海上漂流，途经印度洋畔的蒙巴萨港，最终用货车运抵吉空巴市场。每个“米通巴”的塑料膜下都塞有一张A4纸，印着衣服种类、等级、总重量、公司名、出口国等信息，供商贩采购时选择。王金成介绍说，根据进口国的需求，出口二手衣分为“单品单价”和“配比货”，前者指的是一条货柜只有一种产品（如男牛仔裤、女连衣裙），出口到东南亚或非洲加纳等消费水平稍高的国家，后者指一条货柜要配上高、中、低不同货值的商品，销售给消费力稍低的国家，如肯尼亚、尼日利亚等，“主打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于姆瓦斯和伯纳德来说，直到拆开“米通巴”那一刻，他们才知道自己要销售的是怎样的衣服，这个过程犹如刮彩票。今年7月，姆瓦斯卖了两个男士风衣“米通巴”，客户拆包后连声咒骂，“因为出口商在包裹正面和背面分别放了一件黑色风衣，但里面全是红色的外套，足足有120件。肯尼亚人不爱和别人穿一样的衣服，所以客户觉得这批货卖不出去”，姆瓦斯说。

客户若对“米通巴”不满意，姆瓦斯要给客户赔付一半的钱（约8000先令，合人民币400元），接受一单赔本买卖。客户则会绞尽脑汁把衣服层层“下沉”，低价卖出去。

作为零售商，伯纳德每次“拆包”后首先要给衣服分类：假设一个包里有300件T恤，能卖500先令（约合人民币25元）的高质量T恤只有50件；另外150件质量较次，价格稍低；余下100件或有污损，只能以超低价处理或丢弃。伯纳德说，自己刚入行时，一个“米通巴”能卖出八成的货，但现在一包衣服几乎会扔掉一半。越来越多商贩出于成本考虑而不再采购“米通巴”，而是来市场一件件挑货。

在此过程中，大量没人要的衣服（fagia）被直接丢弃在市场的地上、排水沟甚至是河里。早在2014年，伯纳德第一次来吉空巴时，他就注意到市场内外堆成的一座座“废衣山”，“你随时都能看到市场上空因为人们焚烧旧衣而升起的灰烟。那烟雾有毒，靠近了就会流眼泪。烧衣服的火堆离卖衣服的摊位、小吃摊都很近，既危险，又不卫生”。市场几年前暴发过一次霍乱疫情，为了自己的健康，伯纳德特地接种过霍乱疫苗。

根据2023年环保组织“清洁肯尼亚”（Clean-up Kenya）与总部设在荷兰的“变化市场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名为《时尚废物》（Trashion）的调查报告和纪录片，二手衣服被废弃的原因包括季节不合适、尺码太大或太小、有破损，甚至有动物毛发、呕吐物和血迹。还有些衣服是公司或机构的统一制服，因此无人问津。吉空巴市场有一片专门处理废弃衣服的区域“乔戈路”（Jogoo Road），在那里，小贩以每公斤30先令（约合人民币1.5元）的价格收购废衣，用剪刀剪碎后再以每公斤100先令（约合人民币5元）的价格作为工业废料出售，后者将被用来制作清洁工具、用作燃料或填充轮胎等。

据伯纳德的观察，政府会定期运走市场外的“垃圾山”，但处理的速度赶不上垃圾产生的速度。政府还曾给他反馈，说处理旧衣物的丹多拉填埋场已经填满，政府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填埋地点，让商贩们“耐心等待”。

《时尚废物》调查团队拍摄到的填埋场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内罗毕西区的卡旺加雷（Kawangare）填埋场，废布料已经深深嵌入红土地里；到2022年9月，号称“填满了”的丹多拉填埋场，每天仍有超过4000吨垃圾被运进来，大型机械在十数米高的垃圾山中运作。

“清洁肯尼亚”的调查，矛头主要指向快时尚行业大量采用人造纤维制衣（俗称“塑料衣服”）的做法。人造纤维提炼自石油，如今占据全球纺织业69%的份额。该调查称，近年来每年肯尼亚进口衣服中，可能含塑料纤维的高达3亿件，最终都会进入填埋场。

常见人造纤维难以降解（尼龙需30～40年，聚酯纤维上百年，人造皮革或需要500年），但它们浸入水中会分解出塑料微纤维和微颗粒，这些微粒渗入土壤和水循环系统，最终进入动物和人类的食物链。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海洋中35%的微粒塑料来自纺织品中的人造纤维。

调查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二手服装贸易的目标转变为“延长衣服的生命”——要在出口前就将不能使用的衣服分拣出来；对人造纤维服装的生产加收“塑料税”、增加工人福利等；还要在服装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增加可循环材料，减少人造纤维的使用。

但这些举措未必“可行”。麻博洋认为，增加分拣环节意味着提高二手衣流通的成本，这也是回收行业一贯的“魔咒”，即违背了选择二手商品的初衷——便宜，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中，非洲国家也没有能力参与源头国监管法律的制定；更何况许多非洲政治家族都曾在跨国二手服装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因此当政界出现是否要禁止“米通巴”的声音，更多是政治精英之间的话语博弈。

就在“清洁肯尼亚”报告发布后不久，“肯尼亚米通巴财团”（MCAK）发表声明，绕过二手衣污染环境的指控，重申了二手衣进口对肯尼亚人就业的重要性。MCAK自述代表二手衣贸易商的利益，通过与政府沟通来推动行业立法和监管。“清洁肯尼亚”创始人贝特曼·西姆迪（Betterman Simdi）通过电话向我反驳了财团的说法，“财团代表的是二手衣进口商，他们从每年的大额进口中获利颇丰，却唯独不代表小商贩的利益”。

零售商伯纳德说，他只有在决定是否购买一个“米通巴”时才有权说“不”。他出生在内罗毕一个贫民家庭，入行9年以来，他通过二手衣赚到了自己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

中间商姆瓦斯来自肯尼亚中部木兰加县（Muranga County）农村地区，高中毕业后因担负不起大学学费，去读了职业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他的计划是攒到钱后自己做进口。订购一个货柜的价格约为250万先令（约合人民币12.5万元），自2020年正式入行以来，他已经存到了30%的钱。他打算再给自己两到三年时间，若攒不到足够的钱，就去卡塔尔的酒店打工。

（本文源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40期，作者：程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