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012-2025年二手交易产值统计及预估（数据来源：ThredUp 2021转售报告）
然而，在我国新闻报道中，二手衣物常与“洋垃圾”和“医疗废品”等词语并置，在流行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加剧着我们对来自陌生人衣物的恐惧。无论是从当前经济的运转模式，还是从物质生活条件和健康卫生要求来看，二手衣物的交易似乎都不是一件合时宜的事情。但是，二手衣物转卖却被视为千亿级市场，成为新的投资风口。
疫情下二手衣物市场为何会被看好？其将来可能如何发展？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在历史梳理和现实比较中分析二手衣物交易发展的外在支撑和内在动力，进而阐释疫情下旧衣物市场第二春对地方和世界的意义。
一、产业与意义变迁：疫情下二手衣物市场发展的历史积淀
二手衣物的交换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经两次工业革命和世界战争逐渐从非法转为合法、从社区内物资交换拓展至全球贩卖网络。商品内容从单纯的衣服增加至箱包、饰品等，相应的产业规范逐渐形成，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也渐次丰富，为疫情下二手衣物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二手衣本身的层级分类已较为明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交易场所。市面上常见的二手衣物交易场所有古着店（vintage store）、 慈善商店（charity store）和二手店(thrift store、consignment store、resale store)等，也包括车库甩卖（garage sale，即每家每户把闲置的物件放在车库里贩卖）和跳蚤市场（flea market)等。一般来说，vintage store里商品的价格高于thrift store和charity store，多分布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Charity store和thrift store作为英美等国对普通二手衣物流通商店的不同称呼，比较著名的有The Salvation Army、Goodwill 和 St. Vincent de Paul Thrift Store等店铺，是全球二手衣服流通的重要机构。漂洋过海的二手衣物也在很多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形塑了专门的交易场所，如加纳的Kantamanto市场、马来西亚的Doppelgänger店铺和泰国的Pattavikorn市场，等等。
图2：加纳Kantamanto市场二手衣物交易现场（图片来源：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ireland-recycled-clothes-fast-fashion-dnh2pg07p）
其次，二手衣的收集、清洁、转运和销售已在部分国家搭建起完备的体系，明确了全球二手衣物流通方向和网络。
据相关研究，收入水平较高国家的慈善机构或二手店仅保留最多30%的旧衣物在本国内部流通，其余部分则被出售给回收商，在中东或东欧等地区经分拣后打包成45公斤的包裹由集装箱运至进口国。[1]二手衣在从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时，不仅刺激了出口国的海外贸易，也成为进口国获取关税收入、提高就业机会和改善物质生活的途径。据UN Trade Statistics和IBIS World的统计，1990年至2018年期间，二手衣物出口销量从7.5亿美元增长到42亿美元，美国、英国和德国占据出口国头号名列，仅thrift store的年收入在2016至2021年期间可增长近1.4%，利润达到百亿美元（IBIS World，2020)[2]。而在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 EAC）等二手衣物进口国，二手衣物市场为其创造了约355000个工作岗位，创造2.3亿美元的政府收入，养活约140万人（USAID, 2017)[3]。
图3：2019年二手衣物进出口一览表（数据来源：UNcomtrade Analytics, https://comtrade.un.org/labs/data-explorer/)
再次，历史上二手衣被赋予了身份标志和社会道德的标签，其与“穷人”的关联逐渐脱嵌，提升了二手衣服全球流通的接受度。而且，随着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二手衣流通作为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强调，夯实了其在当代社会的正当性。
二、媒介与观念共媒：疫情下二手衣物市场发展的当代机遇
疫情下，二手衣物交易的急速增长既是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文化的诉求，也是在经济发展被按下暂停键之后多方共谋的产物。
一方面，时尚行业定位、社交媒体宣传和网络技术进步等因素为疫情中二手衣物市场的迅猛增长奠定了物质条件。时尚行业自疫情以来遭遇的强烈打击要求其寻求新的发展模式，而人们对复古潮流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促使各时装品牌通过旧衣改造或设计复古新品提高销量。仿古时尚单品的生产反过来激发了人们对二手衣物的兴趣。与此同时，在明星带货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vintage潮流较以往得到更多人关注，而相关网络交易软件和平台的开发也为这一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生活在印度的Jajo姐妹疫情期间利用Instagram创立二手衣物品牌Folkpants，已初具规模（Sitlhou，2021）[4]；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Farfetch Vintgae和RAGTAG Online等大型二手衣物网络流通平台也为物理隔离背景下二手衣物交易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疫情中人们收入水平的波动和消费心理的变化为二手衣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主观动力。根据GlobalData今年三月至四月间对35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疫情后1/3的被调查者较以往更注重可持续消费、1/2的人认为需要更加节省在衣物上的花费、43%的人更加关注衣服的品质而非数量、51%的人更加反对环境污染（ThredUp, 2021)[4]。种种原因导致将来美国人的衣橱中二手衣服的比例将逐渐升高，到2030年或可达到18%。
图4：2010年-2030衣橱中各类型衣服占比变化（数据来源:ThredUp 2021转售报告)
正如GlobalData的常务董事Neil Saunders总结道，“随着我们从大流行中走出来，转售市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消费者正在更新衣柜，把转售作为一种可持续丢弃和购买新衣服的方式。零售商也意识到了这一转变，并开始了转售业务。这些趋势将使转售成为未来10年服装市场最具活力和最快节奏的部分。”(同上)
三、彷徨与反思并置：疫情下二手衣物市场发展的现实挑战
二手衣物交易的飞速增长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强大的市场潜力一方面刺激更多复古仿品的生产，造成市场的鱼龙混杂；另一方面，二手衣物交易所包含的对自我、社区和环境的关怀在商业狂热中被削弱，反而可能造成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公正的二次伤害。正如Bedat在接受VOGUE的采访时说“不能只是让二手成为一条生产复线”[5],很多环保人士也表示希望二手衣物交易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不要重蹈“可循环”等倡议的覆辙，成为消费时代的另一枚符号。 与此同时，疫情下二手衣物市场的繁荣并未改变其全球流通所裹挟的“原罪”，即较发达国家对他国的经济压制和话语霸权。以非洲国家的二手衣物流通为例，虽然以卢旺达为代表的东非共同体在2016年便宣布要停止进口二手衣物，以保护国内纺织业的发展。但是，美国却以取消对卢旺达免税出口服装的优惠政策为回应，导致相关禁令不得不一拖再拖。即便一些当地人意识到，“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耗其他国家的二手货来实现工业化”（Brady, S. & S. Lu，2018）[6]，但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使其难以挣脱二手衣物流通的泥沼，平等公正的全球互惠发展机制也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国来说，其既是全球二手衣物流通的接收方，也是出口方。作为接受方，2020年以来，疫情造成的店铺租金下跌为古着店铺的繁荣提供了便利，使其在众多城市迅速蔓延。但是，目前国内二手交易文化生态的不健全意味着二手衣物受众群的培养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且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也致使行业内部的混乱难以得到有效监管。特别是我国在二手衣物消杀、分类和分销等程序上的不规范，以及近年来我国“高仿”市场的兴盛，不仅阻碍着二手衣物在国内形成良性循环，更可能进一步加剧其污名化现象。一位有10多年古着交换和奢侈品鉴赏经历的店主深感当前国内二手衣物交易的混乱，指出中国中古市场依赖进口除了因为海外货量充足外，还在于海外货品质量也更有保障——“国内的货我看得太累了，货太杂！这么说吧，中国10个包里有3个是真的就不错了，但日本（假货）的几率都相对较小，且不排除有些是中国回流过去的。
图4：2010年-2030衣橱中各类型衣服占比变化（数据来源:ThredUp 2021转售报告)
作为出口方，中国二手衣物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转运和贩卖业务虽然已走过10多年历程，并在当前呈现出快速拓展的趋势。但是，海外媒体对中国二手衣物质量的质疑、历史上二手衣物全球交易网络与殖民和霸权等话语的关联，以及我国新闻报道中进口二手衣物与“洋垃圾”的亲密关系提醒我们：在面对这个千亿级投资风口时，不仅要关注其经济产值，还需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理解其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和时代关切，并注重国际和国内舆论的走向，为该市场的繁荣保驾护航。
因此，疫情在给当代经济设下路障的同时，又为二手衣物交易开辟了快通道。二手衣物交易既贯穿着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经济与社会、地方与全球。把眼光从单独的经济视角转出，看到这一小小交易背后隐藏的政治学和诗学，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二手衣物流通的机遇和挑战，也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在二手衣物流通全球网络中的位置。从而，不仅让旧衣物拥有第二春，也让疫情下二手衣物全球流通的意义不限于使商家“因祸得福”或止步于对旧口号的“重蹈覆辙”，而是真正成为促进世界和谐共处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推手。
（作者：谭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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